现在，布衣毕升还在歙县的匠铺中刻着雕版，没有找到发明活字印刷的灵感，再加上江浙一带的竹纸技术未完善纸质易折易碎，现在使用的藤纸和麻纸价格又极高，所以书籍和唐末时的价格没多少区别，直到七十年后仁宗庆历年间发明活字印刷术后才开始大幅度降价。

北宋初期的书籍都是论卷卖的，发行量广的书籍每卷最低五十文，比如士人必备的《前汉书》有一百卷，要卖五贯。而一些发行量小的书籍或者佛经那价格则是高的吓人，在千年名刹宝林禅院中收藏的一套《大藏经》则是稀世之宝，价值数千贯。当一本书的价值超过普通农户一年收入时，读书这个职业被视为是富贵人家才玩得起的高雅艺术。普通老百姓的家中若是能有一个识字的孩子，那他家的地位就可以立刻在这个地区上升一个档次。

安木深谙这个道理，所以她每次和大郎读过《声律启蒙》后就当着村民的面烧掉。当村民们看到那些整洁的白纸写满了字迹，然后被姊弟俩人烧给安举人时，都心痛不已。一文钱只能买两张写字的纸，这安家姊弟每天就要烧掉好几张，那就是每天几文，普通百姓哪里烧得起？村民们在讨论他们败家的同时也在羡慕，这就是读书人的祭祀啊，怪不得与我们不一样，咱们最多也就是烧点草纸，怎会有安家姊弟这般的大气。

不出两日，安家姊弟这种怪涎行为就随着村民们的议论和李进和候押司的有心传播下，如飞般的在沈丘几县中流传。当读书人知道后称其为雅祭，对安家姊弟的行为大加赞赏，甚至引发了一股焚诗祭祀先人的潮流。

安木和大郎跪在坟前读《声律启蒙》，吕氏则是牵着铭哥站在一旁等候，并督促着铭哥随着姊弟俩一起背。见到有人来向她打听姊弟俩人读的是什么诗时，满脸的喜气洋洋，就连说话的声音也高了几分，“我家大姐和大郎读得是安举人生前写的诗，是单独写给大姐和大郎的，我家小子也沾了光，跟着学了几句……”

村民们见她得意非凡，心生羡慕，想到安举人在时曾教孩子们读过书，倒是教出来好几个识字的人。现在安举人去了，再没有读书人肯来坐馆。天下的学子们读书是为了科举为了做官，只有那些穷苦潦倒考了一辈子科举也没有考中的措大们才肯屈尊去教书，像安举人这样为了被沙湾收留而愿意教农夫子弟的书生们少之又少。

现在没有人教书，以后孩子们也就只能和自己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过一辈子。如果识了字，也许就能被县里的哪个铺子看中做学徒，虽然做学徒异常辛苦，却也强过在田里刨食儿吃。

有些人想明白了这中间的利害关系后，不免就思念起安举人的好处来，自此以后待安家格外亲切。

在这些人中，耆长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对安家表面上若即若离，可是一到夜里，便会让自己的儿子给安家送给吃食或是在李户长找安家麻烦时巧妙的拦一下。

安木猜不透他为了什么原因，见他不说透，便也装做不知道的样子。每日清晨，和大郎去棚屋里哭一阵，然后便领着大郎和铭哥坐在书房里读书，到了下午又和大郎披麻戴孝的去安举人坟前痛哭和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