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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完这个，刘浩然又投入另一项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凑办上海县奉议会。

奉议会算是一个代议机构，成员为奉议员。为什么叫奉议会和奉议员，无非是刘浩然授权他们代民议事，可以奉旨议论民政，故而称之为奉议会。刘浩然想来好笑，奉议会这类似于后世议会的机构，居然要凭借自己专制的君权，不过在这个时代，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经过上千年的默化，皇帝的君权已经是神圣不可侵犯了，故而才有这算得上是滑稽的举措。

刘浩然曾经研究了传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议会制度，还有英格兰、阿拉贡等地区出现的贵族议会。这些西方**的雏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划分等级。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元老院其实跟酋长会议差不多；如现在英格兰已经从一个模范议会分成了两个议会，由贵族、主教组成的上议院，也叫贵族院，由各地骑士、市民组成的下议院，也称为平民院。

不过英格兰的两院职责并不十分明确，开会也是凑到一块开，国王给议会布置任务和听取汇报时。总是两院一起召开联席会议，并不是单独分开。而且贵族院占据主导地位，平民院则占服从地位。

在刘浩然的心目中，大明资政院就是大明的贵族院和上院，也是东方最早出现的议会。不过让刘浩然可惜的是，大明资政院却不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看来议会之母这个称呼是抢不过的。真想不到，英格兰这帮日耳曼野蛮人后代，会走得这么快。是不是因为也居住在一个小岛，和小日本一样有着某种忧患意识，所以不停地吸收先进文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适自己的创新？

现在也该建立大明的平民院了。建立平民院刘浩然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一直没有执行，主要是顾虑重重。现在大明大部分的乡镇，主流思想还掌握在理学等保守派的手里，缙绅文人也成了乡镇百姓们的代言人。一旦实现平民院计划，搞不好平民院的主导权就落到这些人的手里，到时刘浩然岂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刘浩然经过十几年的遣人四处调研，自己又出巡了一大圈，接触各地军民的意见，了解当地的群体结构，最后决定在上海进行试点。

选择上海试点自然是考虑到其特点。上海县原本就是一个不大的县城，原居民加在一起也不过十万余人，其余大部分都是外地迁居和常住人口。而且上海县教育程度高，工商业极其发达。在这里，除了势力强大的工商业主、银行家，还有一股势力隐隐可以与他们抗争。那就是劳工联合会。当地的缙绅文人势力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而刘浩然就是看中这一点。经过多年的扶植，劳工联合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势力庞大的团体，通过自愿和官方强制等手段，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工商业、银行、大农场的雇员和工人。按照《大明劳工会制律》，以县或城市或行业为单位设立劳工联合会，每年举行至少一次会议，推选理事会。理事会处理劳工联合会的日常事务，如监督雇主的雇佣和管理行为，监督企业如期如数缴纳劳工养老、医疗保险金，帮助劳工解决相应的困难。理事会最重要的权力则是集体谈判权，也就是代表其联合会所有的劳工成员与所有的雇主进行谈判，为劳工追求利益。

例如，明历三年，北伐基本平息，大明又重新全面对外贸易，而大明工商业者由于北伐军事订单的刺激，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贸易重新全面放开之后，商贸额迅速恢复和增长。在这种情况，安徽太平、铜陵。江苏苏州、镇江、松江，浙江湖州等地的劳工联合会便向雇主提出了增薪要求。

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谈判，终于雇主方与劳工联合会达成协议，根据各行业增长不同，劳工分别增薪一成到三成。

大明官府对这种集体谈判和劳工联合会却是极力支持的，因为已经明白制衡道理的大明中枢需要劳工联合会这一强有力的组织去制衡拥有巨大财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工商业主。经过上千年的传统教育，大明文官们从骨子还是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工商业主们不信任。

而且整个大明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通过养老基金已经与大明的工商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自己的利益，大明的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也不愿意看到大明工商业出现动荡，这是因为劳工联合会拥有一个大杀器-集体停工权。

根据《大明劳工会制律》，理事会在集体谈判未果时，可以召开劳工联合会全体会议，劳工们可以参加，也可以数十人授权一人参加，或者通过邮寄方式投票。一旦劳工联合会全体会议半数通过，该劳工联合会下属的所有劳工可以停工三天。而且还可以向当地按察司提出申请，申请十天以上的停工。

按察司接到申请后，如果觉得雇主方的确毫无诚意进行谈判，会裁定允许劳工联合会进行十天到三十天的停工；如果觉得雇主方有诚意谈判，则驳回劳工联合会申请。

尽管按察司很少会裁定允许劳工联合会十天以上停工，但是为了平息劳工们的怨气，稳定市面，按察司会做出一些有利于劳工方的裁定，如允许劳工联合会进行五天的停工。

而劳工联合会还有一个权力，那就是每月可以进行一次为期三天的停工，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市面动荡，于是大明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给劳资双方施加压力，让他们回到谈判桌上来。重新恢复市面。

集体谈判权除了增薪之外，还有其他内容，如提高劳工福利待遇，增加劳工劳动保障，以减少劳工得职业病的几率。而集体谈判则由理事会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主导。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又非常乐意参与其中，因为一场增薪谈判成功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可以获得例如劳工两个月增薪额总数的报酬。一个劳工联合会至少有数千劳工，两个月增薪额总数该是多少？所以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恨不得劳工联合会天天向雇方要求增薪。而根据《大明劳工会制律》，受劳工联合会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有权查阅相应工商企业的财务账簿，雇主无权拒绝。而查阅到企业财务账簿的会计和律师自然清楚雇主赚了多少钱，为劳工争取多少利益是为合适。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本身就负有职业保密的责任，他们平日里为众多工商企业服务，非常清楚其财务和运行情况，自然要遵守为企业保密的责任。

当然了，《大明劳工会制律》也不是单单偏向劳工一方，当企业出现经营问题，利润下降或者亏损，雇主方也可以聘请律师与劳工联合会进行谈判，要求减薪或其它措施，以便让企业能够恢复。这时，雇主方就成了“保护”的对象，而劳工联合会也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不减薪和采取其它措施。一旦企业破产清算，劳工们将面临失业，因此也会做出适当的让步。

可以这么说，大明弘文院法学研究所一直认为《大明劳工会制律》是一个法律制衡的最佳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