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夏树的分析并没能引起贝特曼的共鸣，这位德国首相坚持认为，俄国的工人运动是促进俄国政府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内在动力，这跟日俄战争后期至1907年出现的状况如出一辙。在一段时间的混乱和低迷之后，俄国会再次迎来一段积极的经济发展期，军事实力也将随之恢复到强盛状态。所以，同盟国阵营不该过多介入俄国政局，而是给予罗曼诺夫王朝友善的经济和政治帮助，争取俄国皇室、政府、军队的好感，以免美英再次占得先机，甚至促成一个更加强大的“三国协约”来共同对抗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

贝特曼的分析并无明显的逻辑漏洞，问题在于他根本没能看清历史的发展趋势。对此夏树既觉得可以理解又深感无奈。坐在他眼前这位德国首相在任已有9年，再过几个月就能超过前任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诞生以来持续担任首相时间第二长的人——仅次于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人物奥托-冯-俾斯麦，可是他的政治智慧跟俾斯麦相比差的不是一丁半点，就如同那些所谓的著名将领，其战绩在拿破仑、凯撒、汉尼拔的历史成就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转达了德皇的嘱托，贝特曼又向夏树打探起了此次访问沙俄的盘算。之前在柏林，夏树已向德皇交了底，其中之一便是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力争与俄国达成有关军事技术和人才方面的合作协议，加强双方的军事联系，进而及时掌握俄国内部的动态，他保证这种合作不会导致德国海军的高级技术机密泄露，德皇对此也表示了认可。贝特曼再度问起，似乎是因为没有从威廉二世那里得到消息，但在夏树看来，这就是国家与国家的隔膜，哪怕是关系最为紧密的盟友国家，也有着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夏树知道，德皇的猜忌不在于爱尔兰的立场，而是担心他为了让爱尔兰获益而做出有失明智的举动，于是不厌其烦地向贝特曼做了陈述和解释，顺带提醒德国首相，意识形态的对立是未来一个阶段需要给予格外重视的因素。

再过两个多月，德、奥、意、法等19个欧洲国家的政要首脑又将举行新一轮会晤。这种无固定主题的高级别会晤从1917年开始举行，每年一次，业已形成惯例。上一次会晤在德国汉堡举行，主要议题是发展经济、削减军备，当时爱尔兰首相荷尔德斯倡议更多的国家加入奥匈、爱尔兰、西班牙组建的经贸联盟，从而增强欧洲国家的经济活跃度，但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积极响应。削减军备则不出意外地停留在了口头上，由于美国、日本这两个欧洲之外的军事强国近年来不断扩大军备规模，无论德国、英国还是意大利，都没有放缓原定的造舰计划。

欧洲的君主和政府首脑们现在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革命视为汹涌难挡的洪水猛兽，待到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革命思潮对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产生指导性的影响，那个时候，君主国家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统治者们就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惊人威力，然后手忙脚乱地加固篱笆、扑灭火种，乃至于联合起来封锁、扼杀新兴的无产阶级政权。

这个时代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一般是指以马克思理论为根源发起的工人革命运动，亦可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形式有可能是武力夺权，也可能是通过合法选举进行的政权更迭，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就属于前者。在如今的欧洲国家当中，除了局势动荡的俄国之外，现政府遭到革命运动暴力颠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让欧洲这些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国家感到忧虑的更多似乎是后者。例如在德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便坚信自己可以通过一次民主的、合法的选举进行一次政府更替，从而实现德国的社会主义变革，类似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

听完夏树有关意识形态和革命形势的推论，贝特曼终于有所觉悟，他急忙询问夏树有何应对策略，但得到的却是无言的摇头。别看如今的爱尔兰经济发展迅猛，社会形势稳定，经济和社会结构所存在的弊病只是被民族主义思潮所掩盖，掌握军事政治权力的新兴阶层与努力恢复昔日地位的旧贵族，掌握社会资本的资产阶级与从事工农业的普通民众，甚至同一阶级中的德裔人士与本土精英都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关系，如果不能在发展过程中妥善化解各种问题，而是让它们不断积聚，一旦国家发展势头放缓，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现，必然会为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扎根和发展提供空间，若再受到外部环境的强烈冲击，许多问题就不是靠着君主的个人魅力或者军事强权能够摆平的了。到时候，一场新的社会变革甚至是革命在所难免！

历史大潮无可阻挡，夏树的沉默让贝特曼陷入了长久的思考，而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工人运动由来已久，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以及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便是最早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们引导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潮在德国的发展，俾斯麦在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就对此深以为虑，他一方面对德国的工人运动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促使国会通过了《******主义法》，从法律上禁止社会主义者的一切集会、组织、结社以及创办报刊、接受募捐，另一方面立法保障市民权益，包括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1884年的意外灾难保险法和1889年的老年和残废保险法，试图收买、笼络劳动阶级，但这些举措未能达到俾斯麦预期的效果，反而助长社会民主党的势力。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在国会占据了百分之二十七的席位，1912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五，意外的转折点出现在1914年8月4日，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驱使下，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关于战争拨款和国会长期休会的国会表决中投了赞成票，使得德国不受法律阻碍地迈入战争，这极大地损害了社会民主党的形象和声望，并最终造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使得德国的工人运动在战时及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陷入了相对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