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知道虽然奉军可以一战而败目前的关东军，但是日本无疑不能忍受事关荣誉的失败，必然会以全面进攻来挽回面子。以目前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刚刚起步的奉系无疑不能承担大规模的战争的损失----即使是惨胜，也无法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了。

刚从北方传来的消息，乘直系在奉、日两军对峙，吴佩孚认为此时是发展势力的天赐良机，10月17日要求中|央任命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曹锳分别为第23、24、25、26各师师长，王用中、董政国、彭寿莘、孙岳为第12、13、14、15各混成旅旅长。这样连同冯玉祥的11师及自己起家的第3师，吴佩孚一下子扩充到了6个师、4个混成旅（独立旅）超过18万人的庞大兵力。

抗日是当然的，但是也不至于因此为他人作嫁衣裳。凭心而论，张汉卿也有些理解正史上老蒋为什么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了。

此时日本此时国内正承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估计也没有大打的信心吧。不然，以日军的习性，怎能容忍小小的“支那”人对“蝗军”的公然蔑视？既然如此，何不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此事件体面结束？----谁叫自己实力太弱？

所以经过讨论，张作霖想过派人去日本说明奉系不欲与日本人起冲突的原则。主动点好，才显得有诚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耻辱，但韩信还能承受跨下之辱，张作霖又何尝不能？不过又担心这样做了之后，日本政|府没有“善意”回报，那样徒取其辱。

日本原来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势后，其在华势力遭到严重打击，在中国就必须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代理人。日本有人认为：“但至少今天的形势最具有统一的可能性的是张作霖。正如传说的那样，张作霖如果和广东的孙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应，打倒吴佩孚，中国的统一大业大概不是十分困难的。”

日本内阁首相原敬也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地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日本看好张作霖，是想通过支持他，得到在华的最大利益。他们认为把张作霖作为自己新的侵华工具是最合适不过了。

“晖春事件”让日本政|府骑虎难下：进，师出无名。一旦事有不谐，东北的利益尽失，日本尚未做好全面进攻中国的准备；退，则影响日本好不容易得到的亚洲强国名声，为国内民众所不允。此一时刻，日本人亟需一个台阶，既解当前危机，又不失“身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协约国的身份参加了战争。大战使日本大发战争财，从而使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1918年工业产值上升为56.8%，农业则下降到35.1%，日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在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上，轻工业仍占优势地位。由于造船、机械、化学等工业发展，重化工业的比例也日益扩大。战争带来的景气也必然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1920年以东京、大阪两个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为标志，日本战后经济危机开始了。在危机中，政|府不是对财界进行彻底的整顿，而是实行过于庞大的救济政策和不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从1920年2月开始，东京大阪组合银行的贷款额开始超过存款额，并呈逐月上升之势。政|府这样做虽然挽救了一批濒于破产的企业，但也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且，国内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导致日本进口不断增长，而出口却举步维艰，给日本企业主要是竞争力弱的中小企业造成普遍的打击，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

好在张汉卿洞晓形势，也愿意用这难得的好时机致力于发展经济，在与张作霖充分沟通后，张作霖在《奉天日报》上以“国统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文章，极力强调亲日外交的必要性。11月，张作霖最终委派国务院参议于冲汉赴日去搞亲善活动，于12月回到辽宁。

于冲汉曾游学日本，精通日语，这次是以张作霖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日的。在日期间，于会见了原田首相、上原参谋长、田中陆相、内田外相等日本政界军界要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

关于于冲汉此次赴日，张作霖在于沈阳接见日本记者时说道：“最近赴日的国务院参议于冲汉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收到中日友好的成果，相互坦率地交换意见，以求取日本政|府（在晖春事件上）的谅解。于冲汉之赴日表面上虽系作为北京政|府的代表，但实际是代表我而赴日的。使命的大部分是与东三省有关，使之与日本政|府交涉，其内容不便说明。”据说，于冲汉在日的活动有一些是秘密进行的。

总之，张作霖看起来好像将自己绑在日本的战车上，希图取得日本的大力支持，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然而，日本人也深知，“吝啬的张作霖一切都从利弊得失出发，有伸缩性的亲日论这是当然的”。

不过经此一事，日本人也摸到了张作霖的底牌，在与他打交道时，也不敢轻易触到张大帅的“虎须”。在象征性地表明日本的立场后，于11月18日，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答允撤退珲春日军，于是“晖春事件”得到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