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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对于自己的优势是很清楚的。

他的优势既不在于是个“现代穿越者”，也不在于他是个“明史研究生”，而是在于他能掂明白自己的斤两。

这一点在历代帝王的德行中属于一种相当稀有的品格。

用现代通俗俚语的讲法，就是他朱翊钧很拎得清。

在帝国体制中，皇帝能时刻保持“拎得清”的状态是相当不容易的。

因为虽然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僚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

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皇帝若要夺去这柄武器，无异于要单枪匹马地徒手和官僚集团来一场白刃战。

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教员。

战争年代的教员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阉，战无不胜，但是后来怎么会提出一个完全背离社会实际的“一九八零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

倘或站在二十一世纪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

这种可笑号召的产生根源，就在于那样一位在战争年代几乎无所不能的伟人，对当时国家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

在此事上，伟人如教员虽然必须要负上一定程度的责任，但根本问题却是官僚集团对信息权的绝对垄断。

皇上圣明天子，执法如山，可是底下人偏说他们那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皇帝权力再大又能怎么样呢？

官僚一级接一级地报喜不报忧，看着上峰的脸色说话，说上层领导爱听的话，个个都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皇帝又能怎么办呢？

更何况，一条信息在经过各道官衙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数次加工。

在无数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官吏能把控在自己的手里的切实权力。

难道辽东军民能天真地指望李成梁能向万历皇帝汇报，说他扶持努尔哈赤不全是为了制衡女真各部。

而是为了建州与辽东势家的私相授受，为了努尔哈赤将他认作比自己亲生父亲还重要的“干爹”吗？

倘或官僚们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的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

那么即使伟大如教员，也难免会出现持续几十年的“错误估计”。

对此，朱元璋和朱棣的解决办法是推出另一个直接隶属皇帝的权势集团去与官僚争夺信息通道的控制权，这就间接地导致了朱翊钧如今处境中的“宦官干政”。

其实说“干政”也不贴切，毕竟张诚对皇帝是如此地尊敬与惶恐。

朱翊钧刚提出让他不当奴才的假设，他自己就先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权宦”说白了就是奴才中的最高等级，再高也还是奴才。

但是宦官有一项权力就是能直接向皇帝反映情况，而反映真实情况难免就会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宦官便很有可能被收买所包围。

一般而言，收买的结局对宦官和官僚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

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监察系统中说真话的人趋于减少，太祖和成宗两代人构建起来的直属于皇帝的信息通道被再次堵塞。

因此最终摆到皇帝面前的，定然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无论是文官、勋戚还是宦官，谁禀奏的陈言皇帝都不敢全然相信。

皇帝在这种情境下就相当于一个看上去威严无比，实际却又聋又瞎、永远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人。

一个又聋又瞎的人，无论曾经有多大的成就，在帝国体制中终归会遭受轻蔑。

即使是教员，在秘书那里得到的评价也依然是“能治天下而不能治左右”。

当然这个评价比天下左右皆不能治的崇祯皇帝得到的要高多了。

客观上来说，崇祯皇帝确实并不算一个亡国之君，他是一个普通皇帝。

一个普通皇帝因为官僚集团的从中作梗，和监察系统的总体失灵而感到为难，并不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但崇祯皇帝依然为此上吊自尽了，这便是他气性刚烈。

因此朱翊钧拎得很清，他一则明白自己既不伟大也不英明，他当皇帝完全是因为他穿越成了万历皇帝。

假设他穿越成了李自成或者皇太极，说不定结局就是甚么也当不上，甚么大事也没干成。

二则就是他承认皇帝确实是个又聋又瞎的人，这一点绝不因为他熟读明史，或者熟知万历朝各大历史事件的走向而转移。

承认这两点是相当无奈的，教员曾经就试图否认这两点，他用极其猛烈地手段去反击官僚集团，搞得腥风血雨，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对胜利，但最终还是落得了一个“三分过”的身后名。

而朱翊钧就比较平和了，反正他本来就不对大明的任何一个势力集团寄予任何希望。

他想走的是历史上另一种群众路线，张诚他一个奴才听了也不懂，他讲了也白讲，不如少费些口舌。

“嗯？”

皇帝屈指敲了敲案上的奏疏，微微侧过头道，

“说实话。”

一殿亮堂堂的烛光铺天盖地，火苗的影子在皇帝的瞳孔中丝丝跳动。

张诚回道，

“军中的事都是一样套路，辽东自然也不例外，要打仗就得养兵，养兵就得有钱。”

“奴婢公允地说句话，李总兵要花的钱绝不止在辽东李家军那处一摊子上，这上上下下的官吏他都得打点到位，不到位就一定会出乱子。”

“皇爷不管换了谁去，刘綎、陈璘、邓子龙，都是同样的结果。”

朱翊钧盯着张诚看了一会儿，道，

“许守恩在奏疏中说，那建州奴酋上回本想依旨入京进贡，不曾想半道上忽然不知被谁给‘劫贡’了，吓得那奴酋不敢再来了，现在却反倒帮朝鲜去打图们江边上的瓦尔喀部了。”

张诚道，

“建州本就意愿称臣……”

朱翊钧接口道，

“朕还没听说过哪朝哪代是靠打杀称臣的。”

皇帝转回了头，

“建州奴酋表面上是偏帮朝鲜，实则就是因他自己推脱着不想来，故而拿示忠朝鲜而搪塞朕罢了。”

“只是不知这样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还写这样的奏疏递上来，分明就是把朕当孩子哄。”

张诚看了皇帝一眼，小心翼翼地回道，

“其实许守恩先前还弹劾过李成梁杀良冒功，可见他并未与李成梁结党。”

朱翊钧淡声道，

“结党比不结党的好对付，不与李成梁结党的都偏帮李成梁，真不知李成梁给了他们多少好处。”

张诚还要再开口，就听朱翊钧继续道，

“这好处可不都是老百姓的钱呐？太仆寺每年给辽东拨了那么多年例银，连朕自己想练禁军都凑不齐马来。”

“他李成梁倒好，为了一个奴酋，为了马市的那点生意，一松手就全给朕挥霍了。”

“挥霍了还不算，到头来还反过来暗着骂朕多疑刚愎，好像朕即刻就要取他性命似的。

朱翊钧一提“老百姓”，张诚就没法子了，他方才刚刚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了一回话，这会儿若是忽然跳反回剥削阶级，未免显得两面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