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到1960年，筹组新党的活动进入了最后阶段。8月13日，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然而，当新党积极准备组成的时候，9月4日，雷震便被捕了，同案被捕的还有组建新党的三个骨干分子：《自由中国》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自由中国》会计刘子英、马之。经军事法庭审判，雷震以“为匪宣传”与“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判刑14年，刘12年，马5年，傅正被判感化3年。

由于雷震案，不但《自由中国》很快停刊，雷震欲组建的新党也胎死腹中。

为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雷震付出的代价是：锒铛入狱，坐了十多年牢。雷震案对胡适的打击是沉重的，总觉得“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明知雷震是受自己的连累，明知雷震案是杀鸡给自己这个猴看，胡适却有苦而说不出来。想到雷震案就陷于深深地内疚而寝食难安，这已经让这个多病的人难以承受了，还要承受来自同仁的责备。很多同情雷震的人，都寄希望于胡适，或许他们过高估计胡适大能量了。不管胡适的名气有多大，在权力面前也只是“手无缚鸡之力”。

上一章谈到，1959至1960年间，胡适曾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

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年事渐高，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而蒋的长子经国颇有才干，在国民党政界也颇有影响，于是便有推经国继任总统候选人，取而代之的舆论。

1959年1月中旬，胡适与陈诚、王世杰、蒋梦麟等一道，去台中台南旅行游览了六天，便有人说他们是“商山四皓”。

商山四皓，是秦朝末年四位博学之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他们是秦始皇时七十名博士官中的四位，因不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暴行而隐居于商山。

刘邦登基后，久闻四皓的大名，曾多次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

刘邦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赵王。后来，刘邦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刘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

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派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去请开国重臣张良出面。

张良很为难，言道：“当初皇上是由于数次处于危急之中，才有幸采用了我的计策。如今天下安定，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更何况现在是皇上出于偏爱想要更换太子，这是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种事情，就是有一百个张良出面，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吕释之恳求张良务必出个主意。

张良不得已，只好说：“这种事情，光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恐怕难以奏效。我看不如这样吧！我知道有四个人，是皇上一直想要罗致而又未能如愿的。这四个高人年事已高，然而皇上非常敬重他们。如果请太子写一封言辞谦恭的书信，多带珠宝玉帛，配备舒适的车辆，派上能言善辩之人去诚恳聘请他们，他们应该会来。然后以贵宾之礼相待，让他们经常随太子上朝，使皇上看到他们，这对太子是很有帮助的。”

于是吕氏兄妹和太子当真把这四个后人称之为“商山四皓”的老人请来了。

在一次宴会中，太子侍奉在侧，四个老人跟随在后。刘邦突然见那四个陌生的老人，都已八十开外，胡须雪白，非常惊讶，问起他们的来历，四人道出自己的姓名。

刘邦听了大吃一惊：“多年来我一再寻访诸位高人，你们都避而不见，现在为何自己来追随我的儿子呢？”

四个老人回答：“陛下一向轻慢高士，臣等不愿自取其辱。如今听说太子仁厚孝顺，恭敬爱士，天下之人无不伸长脖子仰望着，期待为太子效死，所以臣等自愿前来。”

刘邦说：“那就有劳诸位今后辅佐太子了。”于是便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

说胡适等人是商山四皓，也就是说他们是蒋经国的羽翼，是要辅佐所谓“太子”上位。这所谓“商山四皓”的话，后来在台湾引起了几个月的政治风潮。

胡适也确实不赞成蒋介石连任，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主要是希望蒋“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这同样的意见，胡适多次向黄季陆、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又多次对记者发表“反对修宪”，“反对三度连任”的话，都在报上刊载出来。

但是，想蒋介石这样的权力欲极强之人，怎么能退位呢！胡适的反对，简直是挖他的祖坟，这也使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降到了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