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部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能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与学术进展的责任。
“要做到这样的学术独立，我们必须及早准备一个良好的、坚实的基础，所以我提议，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
“这个十年计划也可以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五年，先培植起五个大学，五年之后，再加上五个大学。这个分两期的方法有几种好处。第一，国家的人才与财力恐怕不够同时发展十个第一流的大学；第二，先用国家力量培植五个大学，可以鼓励其他大学努力向上，争取第二期五个大学的地位。
“我提议的十年计划，当然不是只顾到那五个十个大学，而不要那其余的大学和学院了。说的详细一点，我提议：一，政府应该下大决心，在十年之内，不再添设大学或独立学院。二，本年宪法生效之后，政府必须严格实行宪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教育文化科学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全国人民与人民团体，应该随时监督各级政府严格执行。三，政府应该有一个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分两期施行。四，在第一个五年里，挑选五个大学，用最大的力量培植他们，特别发展他们的研究所，使他们能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在短期间内，发展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
“五，在第二个五年里，继续培植前期五个大学之外，再挑选五个大学，用同样的大力量培植他们，特别发展他们的研究所，使他们在短期内发展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六，在这十年里，对于其余的四十多个国立大学和独立学院，政府应该充分增加他们的经费，扩充他们的设备，使他们有继续整顿发展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各地最好的大学。对于有成绩的私立大学和独立学院，政府也应该继续民国二十二年以来补助私立学校的政策，给他们适当的补充费，使他们能继续发展。七，在选择每一期的五个大学之中，私立的学校与国立的学校应该有同样被挑选的机会，选择的标准应该注重人才、设备、研究成绩。八，这个十年计划应该包括整个大学教育制度的革新，也应该包括“大学”的观念的根本改换。
“近年所争的几个学院以上才可称大学，简直是无谓之争。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从这个新的“大学”观念出发，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例如现行的学位授予法，其中博士学位的规定最足以阻障大学研究所的发展。这部分的法令公布了十六年，至今不能实行，政府应该早日接受去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建议，“博士候选人之大学或独立学院自行审查考试，审核考试合格者，由该校院授予博士学位。”今日为了要提倡独立的科学研究，为了要提高各大学研究所的尊严，为了要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
“这是我的建议的大概。这里面我认为最要又最简单易行而收效最大最速的，是用国家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大学的计划。眼前的人才实在不够分配到一百多个大学与学院去。（照去年夏天的统计，全国有二十八个国立大学，十八个国立学院，二十个私立大学，十三个省立学院，二十一个私立学院，共计一百个。此外还有四十八个公私立专科学校。）试问中国第一流的物理学者，国内外合计，有多少人？中国专治西洋历史有成绩的，国内外合计，有多少人？这都是大学必不可少的学科，而人才稀少如此。学术的发达，人才是第一要件。我们必须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们造成最适宜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们可以替全国训练将来的师资与工作人员，有了这五个十个最高学府做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十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必可以在现代学术上得着独立的地位……”
尽管现实情况很糟糕，但胡适还在为国家的高等教育雄心勃勃地规划设计蓝图。
10月13日，胡适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文组审查会的召集。到17日，确定院士150个候选人名单。
10月18日，胡适在南京见到在英国参加完太平洋学会回来的蒋梦麟。胡适希望将北大校长之职“还给”蒋梦麟，这也是他此次南下的主要目的，但蒋梦麟不肯答应。
10月21日，胡适在考试院作《考试与教育》的演讲，先是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及其影响，最后指出当时社会对教育与考试不够重视，他说：“我有三十二张博士文凭(有一张是自己用功得来，另三十张是名誉博士)，又当了大学校长，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个银行练习生相差不多。我并不是拿钱做标准来较量，但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如何能使社会上的人士对考试及格的人起一种信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