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30年代北大与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时，陶希圣曾有一段回忆：“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中，胡适还担任教学工作。

1931年2月10日他讲“中国中古思想史”课，这是他1925年9月离开北大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大讲台。

他日记中说：“在二院大礼堂，听讲者约三百人，有许多人站了约两点钟。”

这时期胡适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四）（此课前部分由傅斯年、罗庸开）、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此课与傅斯年、罗庸合开）、中国教育问题（与蒋梦麟合开）、传记专题实习。

此外，胡适还举办了一些讲座，影响较大的有在国文系所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1年12月30日）、“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10月30日）等。这时期，他还将自己的讲稿《中国文学史选例》卷一和《中国中古思想史纲要》（十二讲）加以整理，交北大出版社出版。

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时间被称为北大的“中兴”时期，胡适实在是功不可没。

自从胡适移居北平之后，在他的周围又渐渐聚集了一批在北平的英美留学生。他们常常在胡适家或者欧美同学会里聚会，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

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回忆，有一次在清华俱乐部举行的晚餐上，大家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蒋廷黻提议办一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编过《时代评论》的陶孟和第一个就给他浇了冷水。胡适对此也不是很热心，不仅《努力周报》论政的失败，还仍然在他内心留有抹之不去的阴影，而且《新月》月刊也因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常搞得他难于应付。胡适的意见举足轻重，因为“当时在座的人一致都认为不办刊物则已，倘若要办，则编务方面非胡适莫属”。

不过执著的蒋廷黻并不死心，不久又再次提出同样的主张，结果这次终于得到丁文江等人的支持。根据丁文江的提议，他们还是按照《努力周报》时期的办法，先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独立社，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预备先积三个月的存款，最少达到800元，然后出版。为了财务上的方便，丁文江还邀请了浙江兴业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竹垚生，加入独立社。胡适虽然此时仍不热心，但在朋友们热心的激励下，也就承担起了筹备的主要工作。

1932年5月，胡适出面，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正式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

《独立评论》这个中国现代政论杂志，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平，周刊，胡适任主编。该刊头两年的经费由独立评论社社员自行集资，奉行"独立"精神，发刊词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

独立评论》的发起人和骨干有胡适、傅斯年、翁文灏、蒋廷黻、丁文江、吴景超等学者、名流，大多留学欧美，有较深厚的学术专长，受过西方民主的熏陶。

该刊前四年共登载文章一千多篇，社员承担了主要的撰稿人物，像丁文江在两年的时间内发表了35篇之多，蒋廷黻在两年半之中发表了近40篇。

他们关心国家时事，主要以刊登时事评论的文章为主。同时也刊载一些杂文、书评和游记。并且所设的“问题讨论”一栏，经常讨论政治、文化、教育、妇女等问题，其中对于高等教育现状与改革的争论、对日政策的探讨、中西文化的讨论在当时反响很大，是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第1期刊登胡适所作的《引言》言道：“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辨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重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