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党部为此又在报上发表宣言，极力攻击胡适，并翻出谈人权的老账来清算，其中言道：“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咒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说他在中公风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调停，实则是“教唆少数学生重起拥马风潮”，甚至杀气腾腾地宣称国民党人士“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

从胡适谈人权的那几篇文章发表后，上海市党部一直在打压胡适上叫嚷的最凶，虽然很闹心很刺耳，但毕竟是见怪不怪了。但是，11月22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又登出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发表的题为《谈所谓言论自由》的讲演，竟把矛头完全指向了胡适。

胡汉民在讲演中说：“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

胡汉民是留日出身，早年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办《建设》杂志时，他曾与廖仲恺、朱执信等，跟胡适讨论过“井田制度”。那时，国民党和胡汉民本人都是风雨飘摇，对胡适是“先生”长“先生”短的书信往还，煞是亲热。十年之后，胡汉民已贵为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央的“胡委员”了，岂是当年讨论井田的胡汉民可比！

受了这样一位党国要人的无端训斥，胡博士又岂能忍气吞声?他于离沪北上的前三日看到此文，便写信质问，要求胡汉民指出在哪一天的什么《伦敦泰晤士报》上登有胡适的什么长长的文章。这一下可将了胡汉民的军。他本不会英文，自然没见过《泰晤士报》，也没有见过胡适的什么文章，只不过是听了某人投其所好的挑拨言词，便率尔兴师问罪。接读了胡适的信，他怎么能答复?只好推给秘书处代答，敷衍了事。

“胡委员随从秘书处”的代答，颇为滑稽。一方面承认胡汉民是听“友人”说的，不是自己“见到”；也不是胡适发表什么文章，而是《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述中国某哲学博士之言论”。这样说来，胡委员的演说信口开河，又率尔发表于报章，至少有不察之过的；但是胡委员却硬说是“近极端言论自由者之过”。

官僚权势者们大约都习惯于这种蛮横态度。另一面，胡汉民的演说，明明是对着胡适，代答却又诡辩说，“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这就使胡适明知受了诬诋，却也不好追究了。

那时，胡政之写的《新都印象记(二)》，也记有胡汉民的上述谈话。胡适便写信去询问。胡政之复信说，胡汉民当日确是指名道姓，针对胡适而发。这使胡适更明白了党国要人对他态度。

但更使胡适感到惊异的是胡政之复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再者：“来函受过北平公安局检查，亦殊可异。敝处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见检查图记，兹寄还函面，乞注意。”

即是说，胡适迁居北平以后，当局对他的言论仍十分注意，往来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检查。

胡适离开上海，本意也想为留在上海的《新月》杂志的同仁们减轻压力，但同样事与愿违。他离开，《新月》杂志仍不时遭国民党当局的扣留与查禁，主要撰稿人罗隆基甚至遭拘捕。

罗隆基经保释后，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在《新月》第3卷3期上。当局又认为该文“挟忿诋毁”，要求光华大学撤销罗隆基的教授职务，敲破他的饭碗。自然这也是当局对他和胡适一起谈人权的事的秋后算账。

1931年初，胡适去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便极力为罗隆基和《新月》的事奔走。胡适本不愿与国民党上层打交道，但为了罗隆基和《新月》，不得不破例。1月18日，他托人带《新月》杂志两份，送给蒋介石和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同时给陈布雷写了信。

信中言道：“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故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新月》谈政治起于2卷4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