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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1921年的几次演讲中公开谈论政治，但其真正从笔上谈论政治，是从《努力周报》开始。

《努力周报》为时政刊物，四开四版的周刊，是胡适退出《新青年》编辑部之后创办的刊物。1922年5月7日创刊于北京，1923年10月31日终刊，共出版75期，另有增刊《读书杂志》18期。

胡适任主编，1922年底至1923年初胡适生病期间由高一涵等代理，由北京努力周报社编辑并发行。

这是20世纪20年代一份重要的同人刊物，是聚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刊一面旗帜，也是胡适开始谈政治的场地。

《努力周报》的“这一周”评论栏目，是《努力周报》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栏目,也是胡适等同人发表时评的栏目，"这一周"栏目的评论文章充分反映了当时努力周报同人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政府的改良主张。

都知道胡适归国之初曾立誓：“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他创办《努力周报》主要是受朋友丁文江的影响。

据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的回忆，丁文江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的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因此，虽然高梦旦、王云五等上海的朋友都认为胡适应该闭门著书，办报是下策，但他仍然表示：“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

胡适作了一首《努力歌》作为《努力周报》的发刊词。《努力歌》唱道：“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从歌词中能感觉到青春热血的涌动。

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刊登了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梁漱溟、高一涵、丁文江等16人联名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前边提到过，此文主要由胡适撰写，主旨是主张“好政府主义”。

这是《努力周报》上发表的影响较大的文章，文中指出：“‘「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文中提出政治的改革的三个基本的要求：“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画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画的飘泊，因为我们深信计画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画胜于无计画的瞎摸索。”

在《努力周报》第十二期的《这一周》时评中，胡适评论陈炯明所部围攻孙中山驻地事件：“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队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旧道德的作死尸来作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胡适的观点引起孙中山支持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国民日报》上对胡适进行了抨击，有人甚至说他“丧心病狂”。

这一年，胡适在政治上引起异议的还有面见溥仪的事情。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虽然并非无忧无虑，但也逍遥自在。

慈禧在世的时候虽然给紫禁城增添了电灯、钟表这些西洋玩意，甚至还修了一个小型的铁路，但是直到溥仪十五岁时，紫禁城才有了第一部电话机。因为受到他那个西洋老师庄士敦的影响，溥仪得知这个世界上竟然还存在着不需要见面就能通话的东西，于是对电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想要在紫禁城里安装电话机可不是那么容易，阻拦首先来自于内务府。阻拦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想这位“皇帝”和外界有接触，以免给他们增添麻烦。为此，内务府大臣搬出老一套的话，说电话机是“西洋的奇巧淫技”，又说安装电话机是“冒犯天颜，有失王者尊严”云云。

可溥仪仍然执拗的要安装，内务府没有办法，于是把溥仪的父亲请了出来，希望他说服溥仪不要安装。载沣固然是溥仪的父亲。此时，皇帝虽然进入历史，但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紫禁城，小皇帝还在龙椅上坐着。因此，载沣在自己儿子面前更是个臣子。

虽然他想劝说溥仪放弃这个念头，没曾想溥仪一句话就让他哑口无言。

“王爷府上不是早安上电话了吗？”

没法子，载沣和内务府只好屈服了，紫禁城里的第一部电话机于是就这样架设起来。

座机安装好了以后，溥仪第一个打出去的电话是打给当时的京剧演员杨小楼。很快电话就接通了，溥仪十分调皮的用京剧的腔调问杨小楼说：“来者可是杨——小——楼——呵？”电话那头的杨小楼闻言哈哈大笑，于是问他是谁？不过溥仪不知怎么想的，并没有继续和杨小楼聊下去，而是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