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93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

那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呀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胡适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

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2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如胡适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胡适的母亲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

落叶归根，成了寡妇的冯顺弟无奈中不得不带着胡适回到老家寻找生路让孩子接受教育。23岁的冯顺弟成了乡村大家族的主母。

冯顺弟仁慈而质朴，为主持好一大家子，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宁愿个人也不愿弄得家庭不和。胡适大嫂二嫂都生的是儿子，一不顺心便打孩子出气，一边打还一边说些尖刻话来刺激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总是装着听不见、忍辱负重，从来没说一句伤人感情话。但她也是一个讲原则人，尽管处事逆来顺受，但却不接受人格侮辱。

胡适的五叔是个游手好闲之徒，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胡适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他好处不少。不知怎么的，此话传到胡适母亲耳中。她气得大哭，请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当面质问他她给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这一切胡适都看在眼里，他的身上留有母亲品格的烙印。胡适后来也坦承，他日后好脾气的养成，和他这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童年的乡村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深刻、无以替代的影响。

冯顺弟对胡适既是慈母兼严父，又是恩师兼严师。她从不溺爱独子。胡适说：“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事，她只对我望一眼，我看见了她严厉目光，就吓住。犯的事小、她等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

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胡适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母亲妹子玉英姨母在胡适家住，她怕胡适冷，拿了件小衫出来叫他穿上。

胡适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胡适随口答道：“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意即老子已经死了或不在身边。有可能来源于胡适的两个嫂子说的风凉话。）

胡适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来，胡适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胡适跪下，重重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母亲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胡适上床去睡。

胡适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

胡适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胡适叫醒，真用舌头舔他的眼翳。

冯顺弟这种既严厉又保护其自尊心教育方式，使胡适从小就懂得正经做人、爱惜名誉，这为他日后不断上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