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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把这么多个大师级的人物集合在一起,能处得来吗?
在当时的北大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就有多少学派;北大有多少个教授,校园里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
在北大的讲堂上,史学方面,既有信古派的黄侃、陈汉章,也有疑古派的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有人宣传儒佛道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提倡白话文,而黄侃、刘师培、林损等则极力维护文言文的地位。
如果走进那个时代的北大,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当时的校园里,有些教授如胡适,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而在另一间教室上课的辜鸿铭,则是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还手持旱烟袋,并专门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一而足。这些人似乎在用自己的外表装束在无形中宣示着自己的理念。
至于课堂教学中不同观点的交锋、互捧、或指名道姓批评对方观点,也是家常便饭。
本来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互相谁也瞧谁不服气,共处一堂,是很容易滋生矛盾的。
但是,这难不倒蔡元培。用老百姓的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就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如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对同样一件事,看法也很难没有分歧。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途径无非有两个。
其一,是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动物界,如果在争夺交.配权时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这个物种肯定不会得到好的发展,也很容易走向灭绝。倒是弱者能够对强者臣服的种群,能够有利于繁衍光大。
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人没有虎豹凶猛,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是靠群体的力量,离开群体个人是很难生存的。但是,至少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没有弱者对强者的臣服,群体是不能维持的。
弱者对强者的臣服,这应该是封建专制及其之前的奴隶社会得以存在的重要的条件。所以,才有人被神化,有人拜倒在“神”的脚下,所以才有勇敢和智慧本身能成为道德。崇拜其实也是一种臣服,只是从表面看不是被强迫,而是心甘情愿。但臣服就是臣服,无论是自愿还是强迫。
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这第二个途径便是“兼容并包”。不仅仅是求同存异,而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互相包容,进而能够在一起和谐相处。
何为共和,或许共和真谛就是“兼容并包”。
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毫无疑问,一个社会能实现兼容并包,标志这个社会已发展到了民主社会的较高阶段。
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肯定是个伟大的社会,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社会。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这样的社会,要建立在很高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之上,与此相适应的,则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已经有了较高的道德水平。当然,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同样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产物,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或许有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才能使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落到实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它反映了领导办学事业的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精神,如果放大了来看,它更反映了这个领导者对自己理念的自信,而蔡元培就具备了这种自信。
胡适对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十分佩服,遂常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但他对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争论,在课堂上则大肆抨击,而这并不影响学人之间的友谊。
正如一位老先生所说:“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家辜鸿铭就不买胡适的账,他认为胡适号称治哲学史,但却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是硬充门面、画虎成猫、误人子弟。
而章太炎的高足黄侃也看不起留美的洋博士胡适。但这可不是唯一让他看不上的人,黄侃在上课的时候骂起同门师弟钱玄同来也照样毫不留情。以至于两人同时上课,因教室相邻,钱玄同这边听得字字入耳。连下面听课的学生都忍不住好笑,但钱玄同站在讲堂上若无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