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旺盛求知欲所产生的“滚雪球效应”，使蔡元培在德国的求学变得十分广博。学问的门类太多了，既要广博，又要一门深入。他博而学之，是为了精深做预备。

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写道：“我向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范围太广，想把研究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心理学。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了解，还须从美学史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民族的美术考察起……”

从上面这段话也可看出，这应该是蔡元培毕生提倡美学的发端。在莱比锡大学期间，蔡元培选读了几门美学课程，业余时间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

他还练习过钢琴和小提琴，观看了大量的话剧、小歌剧，对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在《自写年谱》中回忆：“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

蔡元培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的“goethe所著《faust》”，即歌德所著悲剧《浮士德》。

歌德（1749??1832）是德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浮士德》的创作一直延续了60年之久，是其付出毕生精力的巨著。这部作品概括了自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欧洲近300年的历史，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过程，深刻描绘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

蔡元培很喜欢这部作品，他不但购买原著阅读，观看原剧演出，还选修了“歌德之戏剧”、“歌德《浮士德》注解”等课程，甚至去体验作品中描绘的生活。

如他在《自写年谱》中写道：“德国最大文学家哥德氏（goethe）曾在来比锡大学肄业，于其最著名剧本《弗斯脱》（浮士德）中，描写大学生生活，即在来比锡的奥爱摆赫酒肆中（aue

bach）。此酒肆为一地底室，有弗斯脱博士骑啤酒的壁画，我与诸同学亦常小饮于该肆。”

正因为蔡元培对《浮士德》如此喜爱，故在博物馆看到有关于作品的壁画明信片卖时，立即购买，并寄给朋友一起共享。

好的艺术作品可以陶冶人的情操，这使蔡元培在欣赏歌德作品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验。

蔡元培说自己“到40岁，始专治美学”，指的就是他在德国游学的时期。

1912年，他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美育的名字，是民国元年我从asthetisbsp;e

ziehu

g(德语)译出，为从前所未有”，“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者也”。

蔡元培后来主张的“美育为学”、“德智体美”四育、“以美育代宗教”等，显然萌发、形成于德国游学时期。

蔡元培在莱比锡留学之时，也正是德国大学教育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他在上课读书之余，显然也非常关注德国的大学。

他曾翻译了一篇题为“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文章，发表在1910年第11期的《教育杂志》上。

这篇文章是当时著名哲学家包尔森的名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的绪论。包尔森在其中比较了德国与英国和法国大学的特点，指出德国的大学“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

蔡元培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在北京大学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其改革的思路和基本理念，很大一部分显然也是来自他在莱比锡的观察与思考。

他在德国期间，也十分注重研究德国教育制度，这为蔡元培日后在中国的大学管理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蔡元培还利用渊博的国学知识在德国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德文化交流。

在兰普莱西的研究所学习时，蔡元培帮助倾心汉学的但采尔翻译有关中国象形文字的资料，两人结下深厚情谊。

1924年冬，时任汉堡大学教授、汉堡民族博物馆馆长的但采尔邀请蔡元培去做民族学研究；蔡元培在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也邀请但采尔来华并聘其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这为后话。

蔡元培还与勒杜尔、安采尔、慕思德柏格等一起，在孔好古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史研究所鉴别中国文物，帮助孔好古整理在甘肃楼兰发现的古代文献。

孔好古于1920年公布了这批简牍与文书，引起中外学术界的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