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所采取的措施，经典的毛主席的游击战略，只是不同于八路军缺少后勤补给，派出去的小分队不但装备优良，而且都有紧急救生系统，活动资金充足，皖北已经逐渐形成的巨大军火加工基地，各种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秘密渠道进入皇太极的地盘。

有百姓的支持和掩护，再加上战略得当，补给充沛，游击战的威力被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每一天都有清军被我军歼灭，皇太极不得不龟缩在北京城及其附近的堡垒中苦熬这个寒冬。

此时的我正在准备着过冬，在朝鲜的妻子们则率同各将领的家属代表组成亲友团来山东劳军，整个我的占领区都洋溢着过年的气氛。这当中自然少不了安妮的影子，她的出现在中原无疑也引来了一群登徒子的侧目，就是见惯了她的我也有些把握不住，安妮的到来就像一阵旋风，迅速在民间传开，如今已经艳名鹊起，并且传闻被我所收，所以安妮不得不抱怨我害苦了他，使得本来对她很有好感的人纷纷退却！

“那是咱有魅力，否则如何能得到安妮小姐的高看一眼呢?”我大言不惭的说道……

随着考烟和棉花种植范围的不断扩增，山东及皖北一带开始出现各种规模不等的加工作坊，雇用的人数从几个人到数十人不等，这些作坊的老板大都是从朝鲜过来的商人，他们有的是朝鲜人，有的是早期到朝鲜攫取第一桶金的人，这些人充分的尝到了商品贸易所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烟草行业，正以飞快的速度占领江南市场。

此时的南京也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不同于后世军阀官僚拥立福王登基，朱慈烺拥有纯正的皇家血统，这使得史可法的工作顺利了很多，南京本来就拥有一套比北京规模小但是十分健全的领导班子，很多事上办起来也容易。当然也有难事，就是如何安抚各地的军阀诸侯。

崇祯死后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乱摊子，在其死前的一年多里政令已经很难出紫禁城，大多旨意被下面的人搪塞或者是阳奉阴违，因此少年皇帝朱慈烺登基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收回军权，但这又谈何容易。且不说南方的士绅和土豪，单是北方的洪承筹孙廷芳就让这个小皇帝和史可法等一干朝臣伤痛了脑筋。

崇祯自尽之后，洪承筹的军队已经进入河南境内，和洛阳的福王搅在一起，这个福王不能不说一说。

福王是万历皇帝的爱子，名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不遗余力的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当时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万历皇帝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皇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

不要小看这4万顷，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

因此，福王简直就可以称得上富的流油，其生活极其奢华，据说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

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义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由此可见一斑，崇祯一死福王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当年没有做成皇帝，此时皇帝死了他自然是窥伺皇位，只可惜崇祯留了一手，预先将朱慈烺派往了南京以稳定江南，福王并不因此死心，将主意打在了路过这里的洪承筹身上。

洪承筹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尤其是朱慈烺重用史可法而轻视他，然他心中不忿，所带的十余万大军也正在为军粮发愁，福王找到他正是一拍即合，于是驻军河南，对外称为了抵御八旗的南下。福王则给他出粮出饷，福王比任何人都明白，一旦自己的封地失守，那么自己赖以生存来源也就断绝了，什么金钱美人一概全无。所以他对洪承筹是下了大本钱，火绳枪尽管涨到了五倍，还被他从各种渠道收购了足有5000支支多，致使很多北方豪强光靠倒卖枪支就小赚了一笔。

洪承筹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大军驻守河南后先是此处派军肃清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流寇和义军，随后以保护福王田产的名义率军进入湖北，这样福王的势力遍及河南湖北，并且和陕西的孙廷芳也关系密切，暗通款曲，不断的向他输送粮草，俨然是割据三省和南明分廷抗争。

让史可法头疼的还不止于此，信阳的马士英部，溃逃到山西的刘泽清部都对朝廷的诏命爱理不理，都就地取材征集士兵和军粮，一副天高皇帝远，你也管不着的样子，为了制衡这些人，南明政权很快的出台的藩镇政策。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12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

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黄德功）、英（马士英）、飞（路振飞）、良佐（刘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英、飞、良佐似应封伯。

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黄德功奉命管辖淮南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安徽，其驻地将是庐州；路振飞驻滁州统领泗州和滁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刘良佐驻九江，负责长江防线；马士英则接着守他的信阳。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史可法），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南明政权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以及河南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史可法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我军或是清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并且要求四镇轮流进京守备，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

如此的安排等于是在法律上已经承认了各镇的割据势态和地位，更加方便了各地便宜行事，开启了真正的群雄割据之门，这和晚唐的各路节度使割据情形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于这些政策的弊端不是没有人看见，事实上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著名学者刘宗周就曾从杭州上疏南明朝廷，请抑藩屏：

一重藩屏。黄德功、刘良佐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

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

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史可法也是没有办法，就算不封赏，人家也一样占着这些地方，只不过通过这种形势来暂时稳固南明政权罢了，这样他才能从容招募士兵，编练新军，到那时似乎就可以真正的挟军威北伐了，书生毕竟是书生，想问题过于理想化，他这边装备新军，难道其他藩镇就都静悄悄的等着？

各地藩镇一获得权利后几乎马上投入的就是搜集火器，赶编新军似乎成了一种风尚，在大江南北迅速铺开。直到这时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黄德功和刘良佐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南明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

南明政权这番作为，在我看来不是为了收复失地，完全是为了防范我军继续南进，危及南京，在他们眼里可能我比占领了北京的皇太极更厉害，对他们的威胁更大，尽管表面上大家都同意一致对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我看这些人没准哪个不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我拼命呢，最起码不会倒戈相向。

我也不是傻子，他洪承筹能和福王绑在一起，难道我李开阳就不可以么，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王室成员被我请到了徐州，他就是潞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