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崇祯皇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帝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
第一种意见是由皇帝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帝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帝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
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在抵抗异族入侵的时候，国人似乎异常的团结，这是他们这种立论的理论基础，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大半个山西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丢掉的。而历史告诉我们，汉民族对女真人的反抗之所以强烈是因为当时剃发令的下达，更何况整个北方数年来灾荒不断，兵难不断，百姓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得到一口饱饭而已，但是就是这一点我们可爱的崇祯皇帝也达不到。崇祯最喜欢的是自以为是，是将那些他看不顺眼的大臣降职查办，以此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臣们的无能。
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帝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皇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帝，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
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崇祯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清军或者是朝鲜联军，这一点李明睿也解释的很清楚，“以中原之地引其互争，正可坐收其利”，再说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中原也不一定陷落，他的这种安排只是比较保险而已。
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这些官员形成了第三种建议就是死守中原，在各地招募义军，甚至是可以招降李自成，共同抵御外虏，他们相信只要有皇帝留在北京，由他登高一呼，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这些人会晓得民族大义的，自己的财产也会得到保护，殊不知李自成所率领的这支义军都是由不识多少大字的农民组成的，让他们有这么高的觉悟恐怕很难，至少需要一个教育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需要多久大概只有天知道。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南北方官员对这些战略的激烈争论，看着底下的群臣已经吵成一锅粥，崇祯皇帝十分厌恶，他甚至心中曾经恶毒的想到要将这些人都处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那样自己岂不成了光杆司令。
就在紫禁城内还未是否南迁而争论不休时，山西的首府太原，这一坚守到最后的坚城也终于被八旗攻破了，整个山西几乎都在女真人的控制之下了。
太原陷落之后，崇祯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
崇祯皇帝再次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崇祯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崇祯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温体仁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崇祯皇帝陷入了困境。
看着下面的群臣，崇祯皇帝脸上青一片红一片的，他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
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崇祯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
崇祯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帝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
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崇祯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崇祯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
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帝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12月16日，光时亨上疏崇祯，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和朝鲜，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稳固了京畿重地，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孙承宗，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以及从陕甘召回洪承筹，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
但是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孙承宗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帝的首辅大学士温体仁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朝鲜。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孙承宗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八旗的攻击之下。
就在整个崇祯朝廷还在为留与不留，召还是不召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带领着二十多人，经历无数艰辛，终于赶到了登州，迎接我的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