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际上是宋太祖对地方的笼络。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使钱有了比较明确的来源，一乃朝廷的拨款，名为正赐钱，一乃地方自筹，其用途也随着自筹这一范围的扩大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理由。

自筹，一般根据当地情况设定。

但地方官署一般通过非法经营，如房产、放印子，也就是高利贷钱，以及开设妓院酒楼，乃至倒卖商品获利润。

既然筹备的门路是这样，那么筹备的钱怎样用自然有了说法。

首先，最盈利的生意自然是钱生钱的重要渠道。

于是，房产、印子、酒楼、妓院、倒卖甚至不顾资敌的盗卖当然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

而对于边将来说，无论何种途径获取的公使钱，用起来自然免不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朝廷最担忧的便是边将以公使钱养兵自重。

因此边将被特别针对自然情理之中。

但对“刺史”等地方文官来说，公使钱可就成了体现个人修养乃至为官是否妥当的考验。

而这一只怕大宋所有地方官员都有插手的美味陷阱，又成了新旧党争的小战场。

同样在仁宗时期，范仲淹好友滕宗谅便在庆州任上，因为公使钱使用不当被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举报“前在庆州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监察御史梁坚的参与，以及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参与，以及滕宗谅的政治智慧实在太感人，本人被连贬三次，范仲淹也因此受到牵连离京，庆历新政从此烟消云散。

因此，对大宋朝廷来说，一个军州的一点公使钱，一知州，连带一个参知政事，是完全可以联系起来做文章的。

且屡试不爽。

到尹洙一案，尹洙被弹劾的幕后主使乃是夏竦，夏竦的政敌便是对西夏的主战派韩琦。

两次因公使钱而起的弹劾，两次罢免主政朝堂的高官。

因此，公使钱对西陲而言便是宁可艰苦过也不碰触的忌讳。

仁宗朝名将狄青就说过，不愿主领公使钱。

“恐未知次第！”李寇抽着嘴角笑了笑。

那么，渭州通判此番牵扯到的公使钱是用还是挣？

若是用……

也不！

李平博说过，此事恐怕会牵连到折可适。

折可适绕不过，他既是泾原路经略使又身为渭州知州。

这公使钱纵然是通判挪用，只怕也与他有关。

查？

查！

“此事定还有隐情。”李寇不认为折可适是个简单的人物。

滕宗谅与尹洙的故事，难道他就没听说？

小心谨慎的折可适必然在这件事上早有预估。

他恐怕是要反过来坑这个通判一次了。

然……

“正如滕宗谅的背后是范仲淹，对手是大部分旧党，尹洙的背后是韩琦，对手是以夏竦为代表的反对派，渭州通判的背后，必定有高官，”李寇猛然想到了，渭州新通判可是……

莫不是要针对道君皇帝么？

折可适不止胆大如此。

“一份公使钱，难道折经略？”李寇回头往军寨衙门看去，里头静悄悄的。

那么……

“如此难题凭什么要乃公办？”李寇扭动下脖子。

他有的是办法。

我只小小一知寨，调查没问题。

但要结案么，先给个六品以上的官儿。

否则便是逾制。

老赵家的祖宗之法，赵佶可敢违乎？

借他个胆儿！

李寇信心十足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