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8年，魏东生和石堰以实习军官编入一支小舰队，奉命增援蓬莱贸易站。这支小舰队共有三艘战船，旗舰“曲江号”约500吨位，其余两艘战船“英德号”“翁源号”皆是约350吨的小型战船。

因为崖山国子监学历和结业优秀评价，魏东生和石堰被直接编入旗舰曲江号。

曲江号是一艘标准战舰，配备了120名外籍募兵和90名海员。忽略与海军体系有别的120名步兵，90名海员里有15名军官，魏东生和石堰尽管是刚入行的新丁，却因为闪耀的崖山国子监秀才功名成为其中之二。

登船即是实习军官，这便是崖山国子监毕业生的特权。

反观数量最多的水手和杂役，他们或许已经冒着生命危险在海洋上奔波多年，却遗憾地因为没有人脉、没有功名、没有机遇等原因，一辈子只能做水手。或许分封制历史倒车的影响，魏夏帝国等级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权贵子嗣参军就是军官，而是贫民子嗣劳碌一辈子也难出头。军官居高临下俯视水手，以最苛刻的军纪管理水手，特别是一些被强制征召的破产农民，刚登船时几乎天天被抽鞭子教训。

军官和水手的隐形待遇，也有天壤之别。

出海前，船长特意召见魏东生和石堰，委婉告诉他们可以夹带多少海货。夹带海货就是走-私，将属于国家的战舰当成一艘容量有限的商船，把沿途各港口的特产转卖到其它港口牟利。以国家利益来说，越国早就明令禁止这种行为，可是执行难度等因素导致军舰走-私行为依然普遍存在。以当下的舆论而言，海员之所以愿意在海洋上漂泊，都是渴望通过走-私大赚一笔外快。

经过数十年发展，走-私行为甚至渐渐形成了行业规矩。一名水手能够走-私多少海货，一名炮手能够走-私多少海货，一名军官能够走-私多少海货，都有明确的潜-规则。特别到了军官层次，军官有特权占用闲置货舱大量走-私，这时怎样分配货舱比例深深考究一名军官的管理智慧。

魏东生第一世历练时，也对海军走-私行为有所耳闻，屡屡颁布条例予以限制。然而，以皇帝视角审视海军走-私，和以实习军官审视海军走-私，感觉却截然不同。越国海军的猖狂走-私、走-私策略，都令魏东生瞠目结舌。亲眼见证并参与风帆时代的军舰走-私，远比读那些航海日记文字，更令魏东生有所心得。

魏东生一边尝试融入越国海军，一边感慨说：“真腐败啊。”

石堰也非常痛心：“我父亲常说，吏卒奸猾，不可不防。往日我只道是小人贪利忘义，现在入军做了小卒，才知道世情令人如此绝望。难怪前朝禁绝倡优隶卒科考，在这样恶劣环境长大的生员，焉能秉公主持公道？”

石堰算半个儒家。

勋爵分封和国子监读书等机制，大幅度削弱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力。特别是之前的北方诸藩国，彼此之间竞争异常激烈，谁若敢重用纯儒，忽略军事建设，肯定被隔壁藩国打碎牙齿羞辱。但是，儒家毕竟传承已久，它的理念，它的思想，依然在士大夫群体里广泛流传。以石堰为例，他固然顺应潮流适应了魏夏帝国二十藩国政治格局，却也继承了儒家学说经典，看起来颇有点儿精神分裂。

石堰厌恶不公正的生来高贵，却又积极巴结子爵吴家。

石堰怜悯破产农民凄苦，却又不愿意和破产农民同甘共苦。

石堰痛心越国海军腐败，却又为了自保和前途，随大流和他们一起腐败。

舰队出海之后向北走，顺利抵达倭国某港口。

魏夏革鼎之后，皇室与北方诸藩国对抗，乐浪国公朱重八对倭和平，魏夏帝国因此对倭国历史影响程度比较小。待越国和卫国崛起，它们重视海洋贸易利润，其在天竺和倭国的扩张都止步于类似现实世界里朱明王朝澳门的稳定贸易点，并没有翻越大海征服异国的野心。但是由于内部矛盾等因素，倭国还是在数十年前蹒跚驶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倭国大乱之后，越国和卫国顺势选择合作盟友，在沿海建立了许多补给港口。

停靠倭国港口，三艘战船搭载的海员和步兵蜂拥而出。

海员们首先是套现夹带的商货。海军消息相对灵通，他们大抵知道哪些港口什么最好卖，来前都刻意挑选好了重量轻、体积小的赚钱商品。除非特别倒霉的遇到某些商品的周期性跌落，一般都有30%到150%的高额利润。本次停靠倭国，大家运气相当不错，许多商品的毛利润都有60%之多，即10两白银成本的货物能够卖到16两白银。

套现完毕，海员随之进行疯狂消费。也不知海员们怎样形成的消费观，越是地位较低的水手，花钱本事越厉害。基层海员们刚走-私商货赚点儿小钱，转眼间就花的一干二净。据魏东生统计，基层海员消费支出大头是找女人和吃花酒：或许航海时间憋久了，刚刚停靠港口，海员们就三五成群访问当地倡优；个别有些闲钱的和嘴巴甜的海员，甚至见缝插针勾搭良家妇女。（未完待续）